億萬富姐
2011年4月7日，曾經轟動一時的億萬富姐 吳英案二審開庭。吳英案背後，是一個女人與財富的故事，一個從民營經濟灰色地帶墜落的故事
80後鄉村女孩
“記得我開始懂事，我就知道自己的脾氣像老爸，那麽的倔，那麽的要強，還很執著，為了一個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但執著的結果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
歌山鎮塘下村，80年代還是浙西南一個兩百多人的村子。村裏通往市區唯一的道路，是由村民集資建起來的浙江省內第一條鄉村水泥路。改革開放以後，有人通過外出打工、辦小廠賺到了錢。路的另一頭，就是全國百強縣東陽。
與毗鄰的永康、義烏一樣，出於山多地少的生存壓力，東陽人早早開始另謀出路，這塊被當地人形容為“窮鄉僻壤”的區域也在悄悄囤積起巨大的財富。作為“百工之鄉”的東陽，一直都有在外地賺錢的傳統，每到過完年，村裏幾乎看不到壯年男子，只剩下老人和婦女在家種地。
當年流傳著的“永康打鐵，義烏貨郎擔，東陽建築”預示了這些小縣城今天的面貌——永康五金城、義烏小商品市場、東陽橫店影視城。
早年在西北包工程的吳永正也是東陽最早一批在外地賺錢的人。靠著包工程賺來的錢，吳永正在村裏蓋起了一幢三層混凝土小樓，成了80年代村裏最稀罕的景觀。吳永正當時想，如果吳英是男孩，一定要帶她出去搞工程。
這筆錢後來在甘肅一場長達8年的官司中耗盡。“年紀大想通了就覺得知識比錢更重要。”很多年後，吳永正為了女兒的官司一筆一劃地寫上幾千字，別人說他的字一點也不像只有小學文化的人寫出來的，他說人是鍛煉出來的。
這種期望在吳英身上變得更加強烈。7歲之前，吳永正教給女兒2000個字，上午教10個字，下午就要背出來。吳英被送回東陽老家讀書，吳永正總不忘給老家寄來一箱子的書。
吳英插班到村裏的塘下小學讀三年級，個子小小的，一點也不出挑。她剪一個童花頭，穿肥大的紅色毛衣和白色休閑褲，拍照的時候總是盡量站在別人的後面，露出半個身子。
在東陽這個以博士聞名的小城裏，一度連飯館都在賣一種幹菜燉豆腐做成的“博士菜”。每年有上千名學生削尖腦袋想要拼殺到獨木橋的最前端，這裏出過宰相，也出博士，這就是當地人認定的一種前途。
時間再往後推一推，省道往東陽市區的途中漸漸懸掛出各種各樣的巨幅廣告牌，木雕、家具、影視城，街道上駛過一輛比一輛豪華的名車。跟埋頭苦讀一樣，另一種前途建立在人們對於財富的無限渴求上。“每個人都想當老板，都去做生意。”
賺錢，繼續賺，不停賺。當地甚至流傳著“在路上砸磚，砸到十個九個是老板，還有一個老板娘”的說法。沈澱下來的巨大財富也匯聚為湧動在地下的充沛的民間資本。
初中以後，吳英的個子長開了，性格也突然長開了，不怎麽好學，偶爾還會跟其他女同學一起逃課出去玩，對新鮮事物反應快，冷淡得也快。“反正不可能上大學，混的也是時間，”吳英這樣告訴同學。
吳永正把她介紹給自己在東陽開美容店的堂妹，在那家東陽最早的女子美容店裏，吳英跟著姑姑學了一年美容。
一年後，吳英告訴吳永正，自己還想上學。吳永正花錢把她送進一個技校學財會，還給她買了一本藍印戶口。快畢業的時候，有人告訴吳永正，你女兒不讀了。吳永正氣得差點從湖北丹江口趕回老家給吳英一巴掌。
吳英輾轉到過金華、湖北荊門，心裏只想著做生意。她的同學們都出去做生意了，有人還賺了錢，這對吳英是個不小的刺激。
2002年，吳英回到姑姑的店裏繼續學美容。也是那一年，吳英結婚，並且開起了自己的美容店。姑姑一定對吳英有過失望。做美容的人都知道，誰的手法更好，客人就願意跟著誰走，那段時間裏，吳英開始結識當地一些有身份的女人，人們都說她人緣好。
美容店開了一年以後，房東把房租從原先的5萬漲到了10萬以上。吳英把店搬到了西街，計劃一個月掙50萬。她頻繁往來於東陽和廣州之間，帶回來當時很時髦的羊胎素，很快在店裏賣瘋了。
她想加盟廣州的禦足堂，把洗腳生意引到東陽來，沒有成功。在洗遍了廣州所有洗腳店以後，吳英在東陽開出了第一家足浴店“千足堂”，所有的技師都是她從廣州挖來的。她還轉下西街停業的喜來登KTV，卻跟別人盤店不一樣，四五層重新裝修，二三層照常營業，裝修完了，本錢也收回來了。
美容、KTV、足浴為吳英賺來了第一桶金。她心底更大的商業計劃也在醞釀之中。
很少有人還記得吳英的美容技法，回憶起來就是“她學什麽都快”，“是做生意的料”，卻無法將她與日後那個一夜暴富的年輕女富豪聯系起來。那時，她不過二十出頭。
有人問過吳英，哪兒來的豪爽。吳英說，好像是天生的。
“記得我開始懂事，我就知道自己的脾氣像老爸，那麽的倔，那麽的要強，還很執著，為了一個目標不惜犧牲一切，但執著的結果是要付出巨大代價的。”吳英在給妹妹的信裏寫道。
暴富神話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自己的腦子很好使，別人都跟不上。哎，英雄無用武之地，在這裏(監獄)除了手之外，腦子似乎是個道具，有其構造無其功能，所以有些事想想是很自滿的事情。”
2006年，有關東陽的新聞裏出現了這樣一條：“2億元現金買下東陽世紀貿易城三層700多間鋪面；一次性購入高檔汽車20多輛；部門經理年薪50萬到 100萬元、保安月薪2100元；她開出的洗車店和洗衣店都是免費的……最近，浙江東陽盛傳一位26歲的當地女子一夜暴富並且揮金如土的各種神話，這位名叫吳英的女子以及由她組建的集團成了東陽街頭巷尾最熱門的話題，而在去年，她在人們的眼裏還只是縣城某服務場所的小老板。”
對吳英身世的揣測隨即在這個小城蔓延開來：走私、賣軍火、傍大款，還有人說她是南洋軍閥遺孀，繼承了一大筆遺產。
這些仍然無法解釋這個26歲女人幾個月內過於頻繁的商業舉動。東陽市工商局的數據顯示，2006年8月10日到10月12日之間，吳英完成了15項公司及分公司設立登記、備案事項，此後註冊成立浙江本色集團。而在本色集團公開披露的材料裏，當年上半年，吳英成功收購了東陽最大的公園——博大世紀公園 55%的股權和浙江博大新天地廣場100%的股權。
最醒目的傳聞莫過於東陽世貿城招商預售當天，本色集團耗資2億元買下700個攤位，吳英身後的總資產高達38億元，居胡潤“女富豪榜”第6位。
這些通過媒體發酵、後被家人否認的傳聞在吳英的命運軌跡中確曾起過推波助瀾的作用，尤其在民營經濟藏龍臥虎的浙江，人們對於財富的關註顯然高於其他一切。“這麽年輕的女富豪很容易就引起別人註意，如果把生意做到外地，就不會有後來那些事，就因為在東陽這樣的小地方，稍微怎麽樣就引起很大反應。但真放到外地去，本色品牌估計也不會有那樣的影響力。”吳英身邊的一位人士分析。
吳英神秘女富豪的形象已經被渲染得深入人心。時隔幾年之後，人們還在津津樂道“本色”時期吳英的豪爽做派：上百萬的生意輕易就談下來，帶著巨額現金出門，對於看準的商機絕不手軟，對周圍的人也出手大方。這些未被完全證實的說法引來了人們對其身家的猜測，流傳過的各種版本離不開“一夜暴富”、“揮金如土”。
“她小時候就很爽氣，如果有零用錢她一定會拿出來請同學吃東西，大方得都不像同齡孩子。”十幾年後，面對突然降臨的財富，吳英的同窗好友葉蘭也難以理解。隨著吳英的產業越鋪越大，資金源源不斷地進去，葉蘭不由感到恐慌。她不知道吳英到底想要什麽。
吳英似乎很少跟周圍的人交代她的資金來源，這個在旁人看來特別能吃苦的女人，頻繁往來於東陽與外地之間，上午說去廣州，下午已經從廣州飛回來了。“那時她缺的不是錢，而是時間。”
外界除了努力想象這個年輕女富豪被別墅、名車、珠寶裹挾的風光生活之外，也對她高調的商業模式抱有十足的好奇和懷疑：她開的洗衣店每天前100件衣服免費洗，洗車店洗車免費，買一套床上用品送一臺彩電……有人覺得她傳奇還專門跑去遠遠看她一眼。
在幹姐徐玉蘭眼裏，吳英沒有過多嗜好。她很少化妝，喜歡到東陽商業街上的服裝店買五六百塊錢的黑白系衣服，有時一罐辣椒醬也能下飯。如果有時間，她會開車到很遠的地方吃一碗小餛飩，或者到徐玉蘭家裏吃她燒的幹菜豬頭肉。“她不算揮霍，現在當老板，哪個沒有幾輛好車，滿大街都是好車。”
吳英出事後，她在本色集團期間購買的名車和珠寶也成為家人和檢查機關爭論的焦點之一，雙方在這些財產到底用於投資還是揮霍問題上爭執不下。有一種說法是，吳英買下的巨額珠寶原本打算在上海開一家珠寶行。
“她習慣所有事情都自己來扛，對自己認定的事情，別人怎麽勸都聽不進”。即使是丈夫周紅波，說起吳英時，也覺得她跟別的女人不太一樣。“她沒有特別的女人味，卻比一般男人更能吃苦，更有魄力。”
很少有人走進吳英的內心世界。葉蘭生病住院的時候，吳英每天都會帶著燕窩來看她，可每次看了一眼，又匆忙走掉。她很喜歡小孩，空下來就把幹姐徐玉蘭的小女兒帶在身邊，寵得不得了。吳英也對別人說起過，等自己事業穩定了，就生一個孩子。
但那只越轉越快的軸讓她停不下來。賺錢似乎也不是她的想法了，她是想做事業的。有人這樣說。
本色集團成立以後，吳英和周紅波之間出現分歧，兩人經常為公司的經營管理問題爭吵。周紅波和公司一些高層曾勸吳英放棄東陽本土，將事業挪到別處發展，吳英沒有同意，繼續在東陽進行著超前的商業探索。
她的洗車店一度免費洗車，每輛車前後車牌都貼著“本色車業”宣傳條，店裏還會登記車主姓名、電話號碼，“每輛車都是流動廣告，會帶到全國各地”，而免費洗車的後續項目如改裝、維修才是吳英認為真正賺錢的地方。
她自信滿滿地開出第一家本色概念酒店，設想按照如家的模式實現各地連鎖。概念酒店裏的每一件物品都由她親自挑選，三樓起就是裝修風格各異的客房，歐式套間、溶洞房等，沒有一個房間是相同的。房間裏配套的液晶電視機、床單、窗簾、浴缸，包括各種裝飾材料都能夠在她的建材城裏買到，“她想做的其實是一條龍體驗式的產業鏈”。本色概念酒店推出後生意火爆，一房難求，這種酒店模式在吳英出事後成為東陽、義烏業內爭相模仿的樣板。吳寧西路那家本色概念酒店也是本色集團在查封之後唯一留下的產業。
有人曾勸過吳英，不要將商業版圖鋪得這麽大，尤其在這麽短的時間內，“容易招來是非”。事實上，本色集團註冊成立時已涉足旅遊、商貿、酒店連鎖、建材、工程建築、工程設計裝潢、家紡、電子商務、廣告傳媒、娛樂服務等眾多產業。
財經作家吳曉波也曾表示過擔憂，“最大的難度不在於概念的提出，多元化產業對管理者的能力要求很高，管理的幅度很寬，管理者必須發散式管理。從施工到酒店管理，什麽都要懂，一旦亂了陣腳，眼球經濟最終還是要歸於沈寂。這對26歲的人來說，會是個不小的挑戰。”
在身邊人看來，吳英的處世技巧遠未趕上她的經商頭腦。有沖勁，不圓滑。“那些隱性富豪們都在外地發財，想(在本地)出頭，上下都要打點，她哪懂這些。”原本色集團一位高層說。
當時，也有人給吳英出過一個“特別”的主意，想辦法弄成上市公司……
對於吳英來說，那一段風光實際上也為日後本色神話的破滅埋下了伏筆：概念酒店之後，願意借錢給她的人更多了，她也需要更多錢來維持自己龐大的商業網絡。
浙商協會執行會長楊軼清當年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如果吳英的原始資本的確來自資本市場，那麽她目前的投資行為無異於一場“註定要輸”的賭局。
“她具備創業者敢於行動這個基本條件，但是太著急了，要麽突然得到一筆錢，不知道怎麽投資，要麽為了證明自己的實力，必須擺開場面。”楊軼清說。
本色集團最終僅存在了10個月。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自己的腦子很好使，別人都跟不上。哎，英雄無用武之地。在這裏除了手之外，腦子就似乎是個道具，有其構造無其功能，所以有些事想想是很自滿的事情。”在看守所裏，吳英這樣感嘆。
掮客，生意
“人的一生擁有的財富早已註定，如果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所擁有的極限，那麽他必定要付出代價。”
吳英與駱華梅相識於義烏人楊軍的介紹，駱華梅又將自己在義烏文化局的表哥林衛平介紹給了吳英，於是林衛平也成了吳英口中的表哥。家人並不知道吳英與這兩個義烏人之間的交情有多深。事發之後，林衛平成了吳英案當中最大的放貸者。
吳英通過楊軍第一次找到林衛平和駱華梅是2005年，幾個人約在茶樓裏面談。坐在林衛平、駱華梅面前的吳英不過24歲，跟大多數年紀相仿的縣城女孩差不多打扮，“很靦腆，沒什麽話說，都是楊軍在幫忙介紹”。
林衛平和駱華梅從楊軍嘴裏知道，吳英要開足浴店和KTV，想借500萬。他們對這個女孩毫無信任。況且500萬，在民間資本活躍的義烏又是多麽小的一單生意。“年紀太輕了，估計是沒什麽實力。”
林衛平和駱華梅還是有點猶豫，打算親自去東陽看一看，車開到一半突然又折回去了，“心裏不舒服，賺這麽點錢搞得這麽辛苦劃不來”。更何況，不熟不借是他們的習慣。吳英第一次向林衛平借貸失敗。
一年之後，再次找到林衛平和駱華梅時，吳英“已經變了個樣，能幹起來了”，她帶著白馬服飾城的攤位項目找兩人借3000萬。林衛平和駱華梅覺得吳英的經營思路好，剛好手上有閑錢，並且他們還聽到前一年吳英從別人那裏借到的500萬資金堅持下來了。這一次，他們把錢借給了吳英，雙方的借貸關系一直維持到事發。
隨著吳英的商業網絡越鋪越大，她的資金源頭就更加像一個謎。她走向掮客成為一種必然。
在東陽、義烏一帶，像林衛平和駱華梅這樣的掮客並不少見。按照當地人的說法，即使是大企業背後也有民間資本在支撐，而作為風險較大的中小企業，想從銀行那裏獲得貸款是幾乎不可能的，所有的中小企業都是靠著各種民間資本發展起來的。
“我們東陽人去外地包建築工程，一下子要幾個億，房子建到一半，建築材料要錢，工人工資也要錢，這些錢銀行貸不出來，就只能去借。”房地產投標需要幾個億，在掮客那裏很容易就能借到，中標之後連本帶利，掮客和下線們都能賺上一筆。
潛在的需求刺激著這塊區域的經濟神經。頭腦靈活、人脈廣的人悄悄地做起了這筆生意。依靠著熟絡的人際網，民間資本漸漸匯聚到掮客手裏，再由掮客借貸出去。
在這裏，民間借貸是一種風氣，也是生財之道。
人們似乎都清楚高利貸背後同樣存在風險，但並不妨礙他們將錢交給掮客。維系雙方合作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信譽。掮客們對於每筆生意也甚為謹慎，不熟、實力不夠、收益不大的都有可能被他們拒絕。他們依靠自己的人際關系網鋪開各種管道——哪家有錢，哪家缺錢都在他們掌控之中。做到一定信譽的掮客往往就像等魚上鉤的人，很多借貸者主動找上門來，出於不信任他們可以拒絕任何一筆生意，“至於那些十幾萬、幾十萬的散戶，純粹做個順水人情，有錢大家一起賺。”
賺錢始終是所有人利益的交集。放在掮客手裏的借貸利息往往是銀行的十倍甚至幾十倍，期限越短利息越高，而處於借貸者與放貸者之間的掮客仍能攫取一筆不小的利息差。
“利息這樣翻滾下去不得了，幾乎是錢生錢，24小時睡過去就可能已經發財了。”
那些缺乏信息和資源的人則將眼光投向所謂的地下錢莊。在東陽、義烏等地，除了允許放貸的正規典當公司，地下錢莊以寄售行、投資公司、調劑公司等各種形式變相掛牌經營，“開個門面本身就在打廣告，告訴人家這裏是可以借錢的。”
典當公司的利息一般比銀行高4倍，而投資公司、寄售行則高出8到10倍之多。地下錢莊再將利息不斷擡高，“到最後利息根本吃不消”。
很少有人覺得這是一場賭博，而更願意相信這是比炒股票來錢更快更穩當的投資。“如果要賭博為什麽不去澳門？”
即使在吳英出事之後，一些掮客仍然相信，只要有人肯借錢給她，她或許就能把資金缺口填上。而對於掮客背後那些形形色色的借款人來說，民間借貸就像是把雞蛋分別投到各個籃子裏，這樣對於掮客和借款人來說，都不致於因為一筆生意的失敗而徹底崩盤。
林衛平、駱華梅與吳英的私人交情並沒有外人想象的深，只是偶爾通幾個電話。等到有天林衛平到東陽一看，才驚訝地發現吳英的場面已經鋪得這麽大了。他們都覺得她想出名，特地跑到東陽把她罵了一通。在他們看來，“這樣的生意還是做到外地比較好”。
這種考慮基於一些當事人不願說的微妙因素。“太多人都在參與這樣的生意，領導幹部也不例外，公務員的身份反而更吃香。”事後有媒體爆出吳英背後的債權人名單中有部分是官員。
駱華梅曾多次勸吳英“把外面的錢搞清楚”，意思是讓吳英把從別家借的錢還清，單純從林衛平一處借貸，“錢要多少沒有關系，但不要東借西借。”
吳英沒有聽進駱華梅的話，她還是從義烏人楊衛陵、楊誌昂兄弟那裏借錢，直到2006年底，楊氏兄弟從特殊渠道獲悉吳英資金鏈即將斷裂，將其軟禁。
按照當地的隱晦說法，借貸人失蹤無疑會引起掮客和下線們的恐慌。在這個相對穩定的生態圈裏，只要有人破壞遊戲規則，就會導致全盤皆輸的結局。“資金鏈出現斷裂之後，一旦有人鬧起來，事情就會變得很麻煩。”
在吳英失蹤的8天裏，人們暗自猜測她是不是“卷錢逃跑”。這種恐慌多少成為吳英最後落陷的導火索，而“是否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也成為決定她命運的重要依據：按照我國法律，非法吸納公眾存款的最高量刑是10年，而集資詐騙則最高可判死刑。
“人的一生擁有的財富早已註定，如果一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所擁有的極限，那麽他必定要付出代價。”吳英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急轉直下
“你們沒必要這麽關註我，我只是個企業家，不是娛樂明星”
那個晚上，徐玉蘭一直想不明白，吳英為什麽給她打了電話讓她去杭州，又吞吞吐吐什麽也不肯多說。還有房間裏的那個女人，硬要跟她們擠一張床。徐玉蘭和吳英睡一頭，那個女人睡另一頭。徐玉蘭並不認識那個女人，只知道是守在賓館那群人當中某個男人的妻子。
躺在床上，徐玉蘭覺得氣氛不對勁，她沒有和吳英說上一句話。半夜，睡在床那一頭的陌生女人輕聲接了電話。徐玉蘭已經察覺事有蹊蹺。她覺得吳英可能早就感覺到了。但是她為什麽不給自己一點暗示呢，哪怕一個眼神，她也會有數。徐玉蘭事後這樣想。
第二天中午，徐玉蘭吃完中飯回到東陽。吳英被幾個人從杭州帶到了安徽馬鞍山，她的司機被安排到另一家賓館。按照吳英的說法，這是一場早有預謀的綁架，而綁架她的人就是她在義烏的債權人楊誌昂、楊衛陵等人。事後，徐玉蘭和丈夫努力回想楊誌昂的樣子，卻怎麽也想不起來。這兩個在各方說法裏形象模糊的義烏掮客也是最早放貸給吳英的人。
駱華梅聽聞吳英失蹤的消息，給吳英發了一條短信。吳英告訴他，自己跟楊誌昂、楊衛陵兄弟在一起，談一宗珠寶生意。之後，駱華梅接到了吳英從溫州打來的電話，用的還是公用電話。幾天之後，駱華梅通過手機定位找到了在鎮江的吳英，把她接了回來。
吳英回到義烏後，在公司一位高層的陪同下去公安局報了案，公安局沒有受理。幾天後，她收到了一個裝有兩顆子彈的信封。
“綁架期間，先後到過杭州、溫洲、安徽馬鞍山、江蘇鎮江，對我進行搜身、猥褻，揚言要將我殺死拋入江中，並強迫我簽署空白文件三十余份，將我攜帶的現金數萬元、現金支票330萬、銀行卡數張(強迫告訴密碼)洗劫一空。12月27日他們派人到東陽將我上億元的珠寶拿走，又在同日將我公司的14處房產的全部證件，29輛汽車的全套文件及有關財務憑證全部拿走……”
這場當事人說法不一、未被公安機關受理的綁架案成為吳英命運急轉直下的訊號。2007年1月，吳英在杭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回應外界對她的各種質疑，她說“你們沒必要這麽關註我，我只是個企業家，不是娛樂明星”。
2月5日，當吳英買好從北京回杭州的機票準備登機時，被公安機關扣下。“事隔一年多，仿佛一切都剛開始。2007年2月6日對於我來說是改變命運的一天。”吳英後來回憶說。
被抓之後，有人問她，“你那麽多的錢，是不是陪他們睡覺他們才借給你的？”吳英反問，“陪他們睡覺還會要那麽高的利息嗎？”
本色集團以及下屬的本色一條街在吳英被抓不久後被查封，本色的員工仍然記得那天剛好是發工資的日子。伴隨著坊間各種傳聞，年輕女富豪落陷成為這個小城當年最大的新聞。曾經被熱捧的“本色”一條街，也在這之後迅速衰落下去，其中還包括即將營業的一家省內最大的網吧。
就像一場煙花，事後有人這麽形容吳英的命運。
“如果沒有出事，本色的無形資產可能超過30億。”吳英身邊的人至今仍然相信超前的商業模式一定能創造可觀的利潤。在東陽以及周邊的義烏等地，“本色”商業模式在悄悄被一些商家所效仿。
質疑也一直存在。“如果按5分利息算，3000萬的本金，每年光是利息就有1800萬，那要多好的利潤啊？哪有這麽好的生意。”一位溫州私營企業老板說。
4年
“如果有機會重新讓我選擇，我會選擇做一個平凡的人，選擇平平凡凡過一生。”
37號監室。吳英被連續審訊若幹小時之後，以祝素貞的名字被帶到的地方。在那裏，她認識了早她一個小時進來的浙江蘭溪人張某。因為同是經濟犯，又都是新犯，兩人很快有了共同語言。張某開始教吳英如何做口供，“快點講清楚快點承認就可以取保出去了。”
吳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樣抓住了這個有點鬥雞眼的陌生女人。在這個“高墻和密密的鐵絲網將看守所分成內外兩個世界”的地方，她變得有些幼稚，誰說什麽話她都信。跟她同一個監室的都是因為傳銷進來的女孩，褪去了女富豪身份的吳英，不過是一個26歲的普通女孩，“情緒忽好忽壞，性子直，涉世不深的樣子”。
吳英非常信任這個女人，張某說什麽，她就照著做。但是她很快發現，這個姓張的女人在看守所裏出入自由，所裏的很多管教都與她很熟。4個多月後，張某突然離開，走前帶走了一張吳英親筆手寫的2000塊借條。此後，張某下落不明。
在看守所的4年時間裏，吳英給家人朋友寫了三十多張明信片，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她的心情。她不止一次勸吳永正少抽煙、少喝酒，也會囑咐家人“再幫我送幾雙橡膠手套，冬天水冷了”又或者要幾張家人的照片、大頭貼。
她終於敞開心扉：“我在這挺好的，說實在的我現在很安心，以前在外心理負擔很重。有些事我又不敢和你們說，只有自己扛，心裏的苦只有我自己才知道。過幾天又是中秋佳節，這是我在這度過的第三個中秋節，心裏的酸苦只有自己知道，別人是無法體會到的。”
她也開始讀一些管理、法律類的書。她經常關註電視新聞，一看到有利於自己案情的消息就會特別高興，“飯也能多吃一碗”。
在監室的女孩裏，吳英顯然是最有主意的一個，時常因為勞動強度太大、管教態度不好而提出意見。
“2010年6月18日天很熱，監室裏一共有22人，人滿為患。監室通道又堆滿了材料，每5個人身上散發的熱量多1度，22人就多4度，再加上這麽多的加工勞動原材料，室內溫度至少有三十六七度。氣壓很低，一早起來剛開工，我就感覺人很不舒服，惡心，中暑了。”吳英在日記中寫道。
一審被判死刑後，吳英利用自己在看守所裏現學的法律知識為自己尋找一線希望。“我在筆記本上都做了記號，用頭發絲纏繞好，如果有人翻看我的東西，頭發絲就會斷掉。”在她得知自己的上訴材料被翻動過之後，曾一度情緒失控喝下工業膠水企圖自殺，“在看守所裏，她變得更加敏感、剛烈”。
“這幾個月來，我的內心每分每秒都承受著無奈、悔恨、痛苦和恐懼的煎熬，說自己不怕死，那是假的，因為我是人，不是神。有時候監室裏的女友一句關心的話語，一個體貼的舉動，我都深受感激。我們每位在押女犯都因為走上人生歧途正在等待接受法律審判。可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有一顆善良的種子，心中也有未曾泯滅的良知。”
吳英出事後，吳永正每天面對著鄉下那幢三層老房子，以及一臺只用來玩撲克的電腦。他淩晨4點睡覺，沒事的時候就一根接一根地抽煙。因為眼睛不好，他把每一份法律文書都打印得跟掛歷一樣大，卷好藏在衣櫃裏。他不時拿出跟著他去西北多年的破皮箱，除了以前的東西，現在又多了吳英從看守所裏寫來的明信片和信。
他的反應沒有以前快，每咽一口飯或者說一句話總要停頓好久，不知道在等什麽。他說自己在等二審開庭，也在等謎團解開：本色集團資產拍賣的資金去向，10億的珠寶以及1.7億的房產去向……
出事前的某個晚上，在本色酒店的房間裏，葉蘭第一次看見吳英失聲痛哭，她說自己承受不住了，不想活了，“也不知道多少人希望我死，多少人希望我活。”
“如果有機會讓我重新選擇，我會選擇做一個平凡的人，選擇平平凡凡過一生。”吳英在信裏寫道。
葉蘭至今記得與吳英一起度過的少女時代：兩人在一個寢室同睡上鋪，熄燈以後，別的女生總喜歡聊八卦聊明星，吳英卻不喜歡這些，她考慮的是更現實的東西。
“我們這邊的人是比較喜歡賺錢，並不是有幾百萬存款就可以了，有時的確是為賺錢而賺錢。”一位東陽老板說，“所以我們理解的風險就不一樣。”
如果不會炒股票，又不懂投資，你要怎麽賺錢？在東陽，連出租車司機都會這麽問你，如果你有50萬，一年以後變成100萬，你心動嗎？
遊走在民間龐大的閑散資金仍在源源不斷地湧向當地人依靠關系網打通的地下金融渠道中去。
“在整個浙江，民營經濟較早地完成了自下而上的原始積累，數量龐大的民間資金沈澱下來，缺乏規範、安全的出口，中小企業數量又很大，自然形成了人脈在先、資金流在後的民間融資渠道。而建立在血緣、地緣、業緣基礎之上的民營經濟，在活動過程中難免會脫離經濟規律甚至法律的約束，逐漸形成一塊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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